台灣痞客?

此書的出版，主要是為中國近代史留下一個國府國庫資金（包括黃金、純銀及外匯）運台的真實記錄，希望這本小「磚著」的拋出、能引來「寶玉」（新的實證和探討）。 其中最可確定的記錄，應是有關於筆者父親吳嵩慶所牽聯的部份，因為一九九一年他去逝後，得機會看了他國共內戰時的一些記載，是少數紀錄金銀外匯運台的第一手資料，尤其是一九四七年到五年，從內戰開始到結束的記錄。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也是一位很本份的中國傳統讀書人。所以不只是因為是親人，而認為他留下的資料是極為珍貴而真實的歷史見證。 一九四七年底他出任一個職位並不高的（聯勤總部）預算財務署長（中將級），掌管國軍預算及財務（即餉金及軍費，內戰高峰時，佔全國總預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由於曾追隨當時國民政府的蔣總統多年，深受信任（有別於「親信」，因為他有讀書人的良知，如實在看不過去，曾「頂撞」過蔣，但這也限制他一生摒除在國府高層權力圈外），那年在蔣下野前夕把上海中央銀行大部的資金，包括黃金（九十九萬兩）、白銀（一億三千萬兩）、外匯（七千萬美元），一古腦兒都交給他做為「預支軍費」，把他攪進中華民國國庫資金運臺（第二批）的漩渦，這是一九四九年的一月十日，在上海，參與的還有徐堪（財政部長）、蔣經國、俞鴻鈞（央行總裁）、劉攻芸（央行副總裁），據估計是當時國庫基金的大部，先由軍艦、民船或軍機送到廈門的鼓浪嶼上的倉庫後，再轉運台灣。做為「預支軍費」，是有別於俞鴻鈞在四八年的十二月前後，把二百六十萬兩黃金「轉移」到台北（那是第一批），但還是屬于中央銀行國庫的，依舊是「國幣」的發行準備金。這第二批是做為「軍費」，就等於把「國幣」金圓券的準備金的大部份給抽走，用做為軍費。 這筆準備金，一移出上海作為軍費，金圓券就像當時國軍一樣，「兵敗如山倒」如雪崩似地狂貶，從四八年八月到四九年六月，前後十個月，貶值約兩萬萬倍。一個新幣如此快速貶值，影響如此眾多人民的生活，是世界所罕見的。一枚價值美金五角的銀圓，金圓券發行初是兩元一枚，到另一新幣（銀圓券）上場前一日，就要五億元一枚。老百姓生活怎麼過得下去？多少人飢寒而亡？因此，運臺的金銀美鈔上是沾有中國人民的斑斑血淚。一位大陸的醫學教授在二四年的來信中，是這樣寫的：「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時，我已年近三十，利用金圓券收刮民間硬通貨，強運台灣的情況，幌如昨日，多少小康人家傾家蕩產，十分痛恨。…」 筆者父親的記載，與最近海峽兩岸所公佈的資料對照，更增加了可信度，例如二六年年初人民日報公佈、央行總裁俞鴻鈞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的祕密作業，把二百萬兩黃金以海關緝私艦「海星號」運台灣（第一批裡的第一船次）與湯恩伯在四九年五月下手條把上海國庫僅賸餘的黃金，銀元移上升火待發的船艦（第三批也是作為軍費），以及最近蔣的機要秘書，家父多年老友周宏濤的回憶錄的記載等等，都讓人有信心把當年黃金運台的真象更上層樓、看得更清晰。由於戰亂，由於意外（部份檔案沉沒在海底的覆舟裡），中共地下黨員的阻撓，及內部有心人的遮掩，中央銀行檔案至今殘缺不全，現在此書，讓它像拼圖一樣慢慢地各就各位，讓一張「鳥瞰全圖」（見附表一）呈現在讀者面前，殘缺之處，仍存疑，讓將來有更多檔案解密後，能把殘缺空白處補全，例如第三批上海臨撤退時，在四、五月之間的金銀數目，無法追蹤得絲絲如扣，例如湯恩伯說移出二十萬兩，而台北《中央日報》說蔣經國當時搬走了四十萬兩，據不全的資料估計，連四十萬兩這數字都是低估，還有「中國其他的公私銀行及金融機構的錢」。另可能又沾上了人性的弱點：一個「貪」字，央行在轉筆者父親的「軍費」黃金，起初帳上是九十萬兩（第二批），經過他與財務署同仁一細點，就多出百分之十（九萬兩、約三噸），那前一批的二百六十萬兩及第三批的數字，就很難不讓人感覺有可能以多報少。有的經手人，似乎沾了好處，更不願把詳情公諸於世了。這就是筆者寫此書的另一目的。把尚未確定的可能變數，凸顯出來，大夥群策群力來鞭策兩岸，把「人民血汗錢」的真象還原。一個可喜的現象就是近年來網上的資料慢慢浮現，但水平差次不齊，有些是筆者早年，九五、九六年在台灣《傳記文學》上陸續發表的資料，曾被大陸《參考資料》轉載後，現在又「回鍋」到網上，好的像「南京市政協」把我的資料，照實引用。差的就胡說八道，不知所云了。如何去蕪存菁，就需要好好地分辨。 國府退到台灣，在一九四九年底與次年的上半年，幸而有這批金、銀、美鈔外匯，其中八十萬兩黃金及一千萬美金就做為剛發行的新台幣的準備金，另外更大部分（約二百多萬兩黃金）則用來支撐新台幣，就是把它換為新台幣，做為薪餉，發給七十萬大軍來保衛尚未站穩腳步的「自由中國」台灣。這一筆黃金款，換為新台幣後，遠超出四九、五兩年的整個台省歲入，這些黃金就經由台灣銀行，及指定的銀樓，讓購買「黃金儲蓄」的台省民眾，只要有台幣就可兌得比市價低的金子（還可兌美金），於是就大量流入民間，或進了國內外投機人士的口袋（見附表二及第九章第一節），但新台幣很穩定。由現已公開的《美國國家檔案紀錄局文件》，美國國務院在一九五年三月也收到「台灣情勢趨穩定的好消息」。一個人口只有六百萬的小島，突然承擔七十萬的軍隊和一百多萬的公務員及家屬與難民，而社會經濟仍然安和平靜，這應該主要是上海國庫資金起的重要作用。等韓戰爆發（五年六月廿五日），以後美援來了，更穩定了局勢。 否則沒有這筆金銀外匯，新台幣也會像金圓券一樣眨值，不容置疑地會引起動亂，發生像在上海外灘的那種「黃金擠兌」，成千上萬群眾包圍中國銀行，急于把紙鈔換回黃金，互相踐踏而造成許多傷亡，震驚中外。美國或會趁機扶植親美軍人（見第十二章第八節。老美專會搞這一套雪上加霜的勾當，像七年代在越南及今日的伊拉克）發動政變，那中共一定會告訴北韓金日成，多忍耐半年，優先「解放」台灣，那「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嬰兒早就夭折了（見第九章第二節），早就變成像海南島一樣的人民共和國「台灣省」。中國戰場上的海峽之戰，在一九五年初或業以中共武力統一台灣告終，已「塵埃落定」，即使以後有再多的美援，中華民國也回天乏術了。 究竟國府當年帶了多少金銀美鈔到台灣？回答此問題就先要知道當時國庫總共有多少資金。大家都引用監察院在一九四九年的數字：「…中央銀行在二月底有三百九十萬兩黃金，此外尚有七千萬美元外匯，及足夠鑄造七千萬美元之銀子。」但是《紐約時報》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提到：「…據受訪的一些（國府）運輸方面官員表示，已運出上海的現金恐還不只監察院的數字。據消息靈通方面人士深信，中央銀行所公佈的金銀及外匯並未包括中國其他的公私銀行及金融機構…。（按：此處僅算存於中央銀行，未計入中國、交通及農民三家國家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 這篇紐約時報的新聞報導顯然認為運到台灣及廈門的現金比監察院所報告數目更高了。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還有「其他公私銀行及金融機構的錢未算在監察院的帳上」。（這也是拼圖裡的空白處需要將來補上）「公私銀行及金融機構」的錢，可能連央行高階人員，都不希望「外人」搞清楚。金圓券發行，蔣經國到上海「打虎」出任「經濟管制督導員」，一項主要任務可能就是去摸清「公私銀行及金融機構」的底，他的任務最後也未必完全達成。直到今天，這些財經界人士或其子弟（既得利益者），包括那些在海外開銀行住豪宅的，更不希望他們經手的或父兄的秘密漏出去。帳越糊塗越好，這些人最討厭筆者寫這書，最不想把這筆帳算清楚，將來批評此書，除了「買辦型的學者（賣文媚上）」以外，最嚴厲地可能就是這批人了。當然建設性的批評是十分需要的，因會帶來新的史實證據與理性的探討，使帳目更清楚、真相更明晰，是本書的主旨，為筆者所期待的。如果僅是政客黨棍的囈語，或基于意識形態，或出于某些小集團利益，與真相無關，恕筆者將無暇周旋。 寫完這書，查了許多資料，包括父親遺檔及他同僚們的口述及著作。如以黃金做單位，純金運臺約四百萬兩，另有約各相等於二百萬兩金子的純銀及美金，所以總值應相當於八百萬兩的黃金。其中做軍費用的黃金在四九年內戰時，由先父經手向大陸運去了約八十萬兩，但後來國府又從美國日本等地補回大約同等數量，再加中央銀行以外的「其他公私銀行及金融機構」的黃金，最後留在台灣的全部黃金，極可能超出監察院所提到的三百九十萬兩。在五年前後、兩百多萬兩黃金流入台灣民間。但央行還謄餘一百多萬兩黃金及相當於一百多萬兩黃金的白銀，銀是通常被忽略的，大家眼睛都盯著金子，而忘記了中國幾千年來都是銀本位，那一億多兩的純銀（不是銀元，沒鑄成硬幣就不能用，其中一部（最多二千多萬兩）可能運美國鑄成三千萬枚新的「民國二十三年的孫大頭」及少量「袁大頭」，見第二，九章的圖2-2及9-4），其中另一小部份在新台幣發行時鑄成每個五克重的五角銀幣，其他大部銀子仍在國庫，價值相當于一百多萬兩黃金。 其實今天中華民國國庫到底有多少大陸帶過來的金銀並不重要（就像不用去細估故宮博物院的珍藏、那是無價的），重要的是這些金銀外匯奠定了新台幣的發行時的幣信，使台灣最不能亂的時候，（就是韓戰爆發前的一年中），即使當年台灣負擔了如此龐大的軍隊及公教人員、家屬和難民，都安靜如謐，使潛伏的台灣共產黨（「匪諜」）及美國中情局人員都無法顛覆這個政權，國際共黨就只好把注意力移向東北亞、放到戰略上已形「突出」的朝鮮半島上，發動韓戰了。中華民國就在這千鈞一髮的危境裡，浴火重生。其實、當年國際共黨在史達林的領導下，攻台灣應比打韓戰勝算遠高些，「解放」台灣在一九五年初是不致于遭到美國干涉的，《白皮書》中等待「塵埃落定」的不涉入中國內戰的立場，是表明得太清楚了。終究為什麼韓戰先發生，當然因素很多。但台灣當時社會金融的穩定不能不算是主要因素之一（見第九章第二節及第十二章第一節）。 以後的許多年裡，在蔣父子的領導下，勤勞的台灣民眾與許多大陸來的菁英如蔣夢麟農復會的同仁們，及其他工程，教育，行政等等各方面的人才（如胡適、沈宗瀚、梁實秋、許世鉅、尹仲容、孫運璿、李國鼎等位），辛勤努力，創造了台灣奇蹟。這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同舟共濟的苦幹成果，不必提誰養了誰（這是市井無賴，無見識人說的話，是政客們為得選票在製造無謂的分裂與紛爭）。難道說、這些「難民」做教員，教學生的；做工程，把電力恢復供應與建公路、水壩、橋樑的；做行政，實施「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的，及辦加工區的。做士兵，拿槍抵抗國際共產侵略的；拉三輪車，清垃圾，做工友以自己勞力謀生的，就不應該拿份微薄的薪酬養家，活下去嗎？是坐著不幹事，被人供養的嗎？就像先父，他去唐榮公司十一年（一九六四一七五年），使虧損累累的公司起死回生，高雄一地總有上萬人受惠，他除了當年公務員的薄薪外，比起今天大公司的董事長，動輒都有上千萬的年薪，紅利與股票。那十多年就都等於幹低酬的活（初去幾年，都沒拿薪水，為表與員工共患難，把軍中退休金一次「拿斷」，總數是十萬元新台幣）。在那十一年中，我個人在美國做一個窮學生打拼，就沒家裡一個錢的接濟，連出國旅費都是自己出的。 至於早先在父親管軍費黃金銀元美金時，由蔣「犒賞」的銀元美鈔他只取一部份做必需的生活費，其他捐掉、送掉，去幫助別人，辦學校，辦老人福利，也不要在台，在美子女沾上這「人民血汗錢」的邊。我個人靠自己在國外奮鬥，走了十多年的崎嶇道路，才完成習醫的志願（見第十章第二節）。回首看來路，可以心中坦然來還原這國府黃金運台的歷史真象了。 當然謬誤在所難免，筆者並非歷史家，書中有些資料，或缺細註出處，但決無杜撰（如有缺注所參考的原件，再版時一定補上），或未做交互考證，例如，所引用的報載之個人回憶或可能有記錯的，將來如有新的資料，在再版時也可做更正。其他像搬運的銀塊，總數約一億多兩，三千噸。有人回憶時，當年沒看箱子裡的東西，就以為是金塊，價值就相差很遠了。 這裡要特別感謝，台灣「傳記文學社」的創始社長劉紹唐、王愛生夫婦，他倆對中國近代史的真象保存是不遺餘力，也是他倆的鼓勵，做為一個醫學教授的筆者，還能在近十年作臨床，教學與研究之餘，來鞭策自己，不斷的記下和整理所尋覓到的資料。也謝謝眾多朋友的幫忙：像天津的馬泰教授，爾灣的汪燮先生，西雅圖的陳士翰教授，洛杉磯的郝亦塵先生，台灣的老同學，鄭治明與汪榮祖兩位教授，幾位父親的老同事包括董德成，趙志華與已逝的葉良光、李光烈等位老先生，及無錫的張滿達兄。劉社長在世時常說：「不容青史盡成灰」。中國近代史上充滿了政客黨棍（各黨派）的謊言，我們要把那些層遮羞布剝去，讓青史不成灰，把真象露出來，這是海峽兩岸，有心人應一齊來奮鬥：「真象尚末完整，百姓仍須努力」，我們這些無官無職，無黨無派的小老百姓，應該有些發言權，把事實真象呈現給世人。 國府當年把央行「金圓券」的準備金，這共值約黃金八百萬兩的金、銀、美金，它的流向本書也向讀者詳述（其中可能包括聯合報創辦時拿去的數千兩黃金及未知數的外匯、附表二）。如本書所述，這筆準備金所佔中國大陸金銀的總數，實在有限（見本書第九章第五節）。但這筆錢終究還是「人民血汗錢」，如剩餘僅以二百萬兩黃金計（包括銀子），今日價值在美金十二億左右。最後，本書提出一個「華人世紀黃金教育基金」的建議。以十億美金所生利息，每年五、六千萬美元（約十七、八億新台幣、或四億人民幣，做兩岸交流的「教育基金」，台灣主動釋出善意，讓那些窮鄉僻壤，偏遠的大陸窮苦學生來台灣唸大、中學（現在台灣大學甚多，需要學生，也可讓他們親身體驗民主社會的生活）；或在大陸的大、中學設「台灣獎學金」；發動志工在各大城市為流動民工加以「成人」教育等等，從此若還有中共窮兵黷武的任何飛彈威脅，潛艦圍困，都將大失民心。這是兩岸互補互助，百年樹人、台灣爭取主動、免于邊緣化、長治久安的上策，望台灣當政者三思！ 著者吳興鏞多年來曾先後在《傳記文學》雜誌上發表過一些他此生中所接觸過的值得紀念與回憶的重大事件和幾位傑出人物的事蹟。其中最具有歷史價值的就是敘述有關於他父親吳嵩慶將軍當年負責國府第二批的金銀運台之來龍去脈的文章。國府從大陸撤退來台灣最大的貢獻就是數量鉅大的黃金銀圓外匯，以及由清宮故宮中運來台灣其中最珍貴精華的無數國寶。黃金外匯做了發行新台幣的準備基金，故宮寶物則保存在故宮博物院供長年展覽，又是當今世界著名的博物館之一。如果當年台灣沒有得到從大陸即時運來的那批資金的大量補助，恐怕此後四、五十年來的台灣各方面光靠政府和人民的積極努力，經濟的發展也不可能會有日後傲人的成績表現。 另外他在本書中增添了許多前所未見的新資料。例如如何從中國銀行裡運出中央銀行國庫的黃金，查證出第一批的黃金運臺數量及與第二批軍費用的黃金的區別，運送第一批金銀的海關緝私艦「海星號」的型號、載重量等，並首次提出純銀的重要性及在舊金山新鑄的大量銀圓運補前線國軍，並附許多幀珍藏及有趣圖片如他父親的手劄，中國近代最高面值的紙幣及當時大量使用的銀幣，有些可供讀者未來參考，甚至有收藏的價值。這些畫面也帶領讀者一起走進時光隧道，回到內戰時的上海外灘。 其中最珍貴的資料當然是吳教授父親親筆紀錄所經管的第二批國庫資金，包括近百萬兩的黃金、近億的美金外匯及億兩以上的純銀，總數佔當年國庫的大部。由吳嵩慶將軍的紀錄，仔細告訴讀者，蔣介石總裁以在野之身、如何有效運用軍費而實際控制當時國府的軍政。主導將國府重心向台灣推移，創造中華民國在臺澎金馬的事實。在作者筆下、吳將軍的一生行誼、也展現在讀者面前。一位出版界知名人士讀後，有這樣幾句感想：『公私之際的分寸，對不論任何工作崗位上的人都是極為嚴格的考驗，何況是在亂世之中。從大處言，看他的「違旨」運金等堅持固然可佩，從小處言，他連自己來台後的居處都堅持不肯佔公家的便宜，更可見其原則。』 吳醫師除了其父的手札、還蒐集許多資料，例如從上海「字林西報」找到第二批黃金啟運臺灣的時間，從「紐約時報」知道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之前已運到台灣的金銀數量，也與國府監察院的報告互相印證。除了這許多圖書館裡的資料外，更實地訪問了他父親財務署的同僚們，親手提調軍費金銀的歷史證人群，使上海黃金運臺的史實再難以被少數別有用心人士所歪曲。另外吳醫師本「醫國醫人」的素願，提出「中華世紀黃金教育基金」的構想，雖然今日台灣的政治氣氛或會有曲高和寡的顧慮，當政者應體念其為降低兩岸敵意，為黎民百姓謀一長治久安之前瞻遠慮。